归园田居·其五

　　这首诗是陶渊明组诗《归园田居》五首的最后一首。对此诗的首句“怅恨独策还”，有两种解说：一说认为这首诗是紧承第四首《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而作，例如方东树说，“怅恨”二字，承上昔人死无余意来”（《昭昧詹言》卷四），黄文焕也说，“昔人多不存，独策所以生恨也”（《陶诗析义》卷二）；另一说认为这一句所写的“还”，是“耕种而还”（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中语）。这两说都嫌依据不足。如果作者所写是还自“荒墟”的心情，则组诗第四首《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之“披榛步荒墟”为“携子侄辈”同往，应该不会“独策还”。如果作者是耕种归来，则所携应为农具，应如这组诗的第三首《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所写，“荷锄”而归，似不应策杖而还。联系下三句看，此句所写，似不如视作“性本爱丘山”的作者在一次独游的归途中生发的“怅恨”。其“怅恨”，可以与此句中的“还”字有关，是因游兴未尽而日色将暮，不得不还；也可以与此句中的“独”字有关，是因独游而产生的孤寂之感。这种孤寂感，既是这次游而无伴的孤寂感，也是作者隐藏于内心的“举世皆浊我独清”（《楚辞·渔父》）的时代孤寂感。次句“崎岖历榛曲”，写的应是真景实事，但倘若驰骋联想，从象喻意义去理解，则当时的世途确是布满荆榛，而作者的生活道路也是崎岖不平的。联系其在《感士不遇赋序》中所说的“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不妨设想：其在独游之际，所感原非一事，怅恨决非一端。

　　此诗的三、四两句“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则化用《孟子·离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永浊兮，可以濯我足”句意，显示了作者的生活情趣和委身自然、与自然相得相洽的质性。人多称渊明冲淡静穆，但他的心中并非一潭止水，更非思想单纯、无忧无虑。生活、世事的忧虑固经常往来于其胸中，只是他能随时从对人生的领悟、与自然的契合中使烦恼得到解脱、苦乐得到平衡，从而使心灵归于和谐。合一、二两句来看这首诗的前四句，正是作者的内心由怅恨而归于和谐的如实表述。

　　这首诗写的是两段时间、两个空间。前四句，时间是日暮之前，空间是山路之上；后六句，则在时间上从日暮写到“天旭”，在空间上从“近局”写到“室中”。如果就作者的心情而言，则前四句以“怅恨”发端，而后六句以“欢来”收结。作者尝自称“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其“归田园居”的主要原因，如这组诗的首篇《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所说，为的是“复得返自然”，以求得本性的回归，保全心灵的真淳。这首诗所写的始则“怅恨”，终则“欢来”，当忧则忧，可乐则乐，正是其脱离尘网后一任自然的真情流露。

　　后六句的“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四句，写作者还家后的实事实景，如其《杂诗十二首》之一所说，“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从这四句诗可以想见：酒为新熟，菜仅只鸡，草屋昏暗，以薪代烛，宛然一幅田家作乐图。这样的饮酒场面，其实很寒酸，但作者写来丝毫不觉其寒酸，令人读者看来也不会嫌其寒酸，而只会欣赏其景真情真，趣味盎然。篇末“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二句，即张华《情诗》“居欢惜夜促”意，也寓有《古辞·西门行》“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几句中所抒发的人生短促、光阴易逝的感慨。而为了进一步理解、领会这两句诗的内涵，还可以参读作者的另一些诗句，如《游斜川》诗所说的“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又如《己酉岁九月九日》诗所说的“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从这些诗来看作者的这次欢饮，有聊以忘忧的成分，在“欢”的背后其实闪现着“忧”的影子。同时，作者之饮酒也是他的逃世的手段，是为了坚定其归田的决心，如其《饮酒二十首》诗所说，“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秋菊有佳色》），“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清晨闻扣门》）。当然，他的饮酒更是与其旷达的心性相表里的；这就是他在《饮酒》诗的首章所说的“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朱光潜在《论诗》第十三章《陶渊明》中谈到渊明的情感生活时指出，他“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和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对于这首诗所写的“怅恨”、“欢来”以及“苦”时间之短促，是应从多方面去理解、领会的。

Object moved to here.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二九二。诗写江村眼前事情，但诗人并不铺写村景江色，而是通过江上钓鱼者的一个细小动作及心理活动，反映江村生活的一个侧面，写出真切而又恬美的意境。

　　“钓罢归来不系船”，首句写渔翁夜钓回来，懒得系船，而让渔船任意飘荡。“不系船”三字为全诗关键，以下诗句全从这三字生出。“江村月落正堪眠”，第二句上承起句，点明“钓罢归来”的地点、时间及人物的行动、心情。船停靠在江村，时已深夜，月亮落下去了，人也已经疲倦，该睡觉了，因此连船也懒得系。但是，不系船可能对安然入睡会有影响。这就引出了下文：“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这两句紧承第二句，回答了上面担心的问题。“纵然”“只在”两个关联词前后呼应，一放一收，把意思更推进一层：且不说夜里不一定起风，即使起风，没有缆住的小船也至多被吹到那长满芦花的浅水边，也没有什么关系。这里，诗人并没有刻画幽谧美好的环境，然而钓者悠闲的生活情趣和江村宁静优美的景色跃然纸上，表达了诗人对生活随性的态度。

　　这首小诗善于以个别反映一般，通过“钓罢归来不系船”这样一件小事，刻画江村情事，由小见大，就比泛泛描写江村的表面景象要显得生动新巧，别具一格。诗在申明“不系船”的原因时，不是直笔到底，一览无余，而是巧用“纵然”“只在”等关联词，以退为进，深入一步，使诗意更见曲折深蕴，笔法更显腾挪跌宕。诗的语言真率自然，清新俊逸，和富有诗情画意的幽美意境十分和谐。

　　中唐时代，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剥削残酷，因此抒写农民疾苦的题材也成为新乐府诗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张籍的《野老歌》，就是写一个农家老夫在高额的苛捐杂税的重压之下，最后过着依靠拾橡实填饱肚皮的生活。即使这样，他还不如当时被称为“贱类”富商的一条狗。张籍通过这样一个人狗对比的悲惨情形，突出表现了农民的痛苦和当时社会的不合理。

　　开头两句交代人物身份，运用平叙的手法，叙说一位老农，由于家里贫穷，住在山里面，仅仅耕种贫瘠的山田三四亩。这里要问，老农为什么要住在山里面呢？在我们想来，老农既然家贫，他应该到平地乡村或小镇谋生要容易一些，为啥要到难以耕种的山里去呢？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此时社会混乱，统治阶级任意欺压百姓。面对这一切，老农一家逃到深山，这里山高路远，人烟稀少，而官府当差的也不便来此。老农希望住在深山能摆脱这一切。

　　然而“纵使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三四两句说得就是这一情况。老农住在山里面，今年的禾河苗长得稀稀疏疏的的，到头来收成也不好。尽管这样，官家的征税多得要命，那差役隔三差五地跑来征税，最后老农家里连自己吃的口粮全没了。老农很痛心哪，他一年辛苦劳作得来的粮食，有的被官家拿去倒入了库仓，甚至有的被白白浪费“化为土”。这在剥削和浪费的行为，和劳动人民的辛苦贫穷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这两句实际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剥削的痛苦，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五六句承上两句，说老农辛苦一年到岁末，家里徒穷四壁，没有几样东西，只有老农辛勤劳动的工具——锄犁还在伴随着他。一个“空”字，说明老农辛苦一年一无所获，另一方面说明剥削阶极把老农剥夺的一无所有。为了种那些粮食，老农早出晚归，辛苦劳作一天，到头来自己还没有吃的。无奈之下，老农“呼儿登山收橡实”，呼儿表明老农已年迈，再加上辛苦劳作一天，已无力再上山采橡实吃。“橡实”，乃一草木果实，本非普通食品，乃劳动人民在饥灾发生时临时充腹之品。老农叫儿子登山收橡实，可谓老农贫饿致极，说明劳动人民最后的可怜结局。

　　最后两句作者笔锋一转，说西江做珠宝生意的大贾，船上载的的珠宝很多，足有百斛，他喂养的犬，长的肥肥胖胖的，浑身都是肉。作者运用叙述的手法，没有发表议论，但把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摆在了面前，一幅是食不果腹的老农，另一幅是奢靡富裕的大贾喂养的肉犬，更为让人深思的，老农的生活还不如喂养的一条犬，可谓悲凉之极，令人感愤不已。

　　全诗运用叙述的手法，给我们呈现出几个老农痛苦的生活的场景。虽然作者没有发表议论，但孕作者的思想于叙述中。全诗的形象对比深刻鲜明，表现了劳动人民的饥苦，反映了不同阶层人的生活，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该句摘自何卷，尚待查考。代儿童游戏多种多样,十分丰富。该诗前两联写了两种游戏，一是骑竹马；一是放风筝。竹马在地面上奔跑，跑来跑去晃晃悠悠连人带“马”冲进了烂泥塘里，好不扫兴；风筝在空中飞舞，左摇右摆，又飞又叫，好不骄横。值得关注的是，诗人写风筝与风的关系时，手法与众不同，他不说风筝凭借风力而飞，却说风筝挟持风筝在大风中飞扬跋扈。在这里，作者把风筝作为主体，视它为生灵，真是把个风筝写活了。

　　读此诗，不由得想到现今仍然流行于日本的“斗风筝”。打斗的风筝多为长方形硬板子，从背后勒成瓦形，或竖或横，绘画简洁明快，不拴尾巴，背缚弓弦，凭借强风，飞上天空，左冲右突，嗡嗡作响。许多风筝同时升空，并不回避碰撞缠绕，而是互相打斗，互相“割线”，一旦线断，任其飞去。最后，谁还留在空中，谁便是胜利者。那场面颇有陆翁诗的气势。

　　后两联提及当时宋朝实景：农夫冬闲跟着村里的穷书生学习，但这只是学习极基础的东西，为的是在立契，作保时不被蒙骗。

　　这是一幅美丽的农村风景画。仲春季节，南阳之西，一派大好春光。美时，美地，美景，在“春半南阳西”中，隐约而至。遍村柔桑，欣欣向荣。着一“过”字，境界全出。“柔桑过村坞”，在动态中，柔桑生长的姿态和鲜嫩的形状，活现在眼前，这就把春天的乡村，点缀得更美了。加之垂柳扶风，娉娉袅袅，春雨点点，回落塘中，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情趣。再看，那农家牧童，披着蓑衣，愉快地唱着歌；竹篱笆内，可窥见那穿着绛黄色裙子的农家女的倩影。行路征人，解松半湿的衣衫，在村里歇脚，村主人热情地用鸡黍招待客人。这首诗，首联、颔联是写村景，颈联、尾联是写村情。其景实，其情真，与诗题是呼应的。

　　《村行》的艺术特色，可用轻倩秀艳来总括。《李调元诗话》云：“杜牧之诗，轻倩秀艳，在唐贤中另是一种笔意，故学诗者不读小杜诗必不韵。”所谓轻倩秀艳，即轻盈巧倩，秀美艳丽。它好像是个风华正茂的女子，秋波流转，含情脉脉，秀而不媚，艳而不淫，风姿婀娜，楚楚动人。

　　轻倩秀艳，不仅显示在妇女形象和爱情生活的描写中，也表现在大自然的描绘中。除了《村行》以外，《汉江》、《寄扬州韩绰判官》、《山行》、《寄远》、《柳绝句》、《江南春绝句》等，均以轻倩秀艳见长，又各有其奇特风采。然而，它们与《村行》相比，却缺少那么一点点野趣与农村风味。《村行》一诗，在轻倩秀艳之中，显示出野逸、村朴、真挚、热情。诗人所描绘的柔桑、村坞、垂柳、塘雨、蓑衣、牧童、耕牛、篱笆、村女、主人、鸡黍等，都是美好的田园风光。

　　《村行》不是静止的田园画，而是运动着的风光图。从诗题中，就点出了“行”的特色。“行”，带动全篇，连风景也是处于流动之中的。在诗人笔下，春，不是停滞的，也不是笼统地指正、二、三月，而是指农历二月中旬。这时，春天已过去一半，故曰“春半”。这个半字，虽本身不是动词，但诗人却赋予它以动作性，它显示出大好的仲春季节的来临。此外，在诗人笔下，柔桑处处，生机勃勃，但诗人在描绘它的长势时，不用满字，而用“过”字。这个“过”字，既写了柔桑的生长过程之快，又写了柔桑长势之茂盛及其涵盖面之大。此外，诗人笔下之柳，不是呈一种动势，而是呈多种动势。它不仅下垂，而且随风摇动，仿佛少女娉娉的腰肢一样，左右摆动。此外，作者所写的雨，不是大雨，而是点点细雨。“点点”，还呈现出落雨的动势。雨落水塘，溅起圆圆的水花，“回”字，与前面的“垂”字对照，“点点”与前面的“娉娉”对照，更加强了风景的动态美。如果说，前面两联是写风景动态美的话，那么，后面两联就是写风情动态美了。放牛娃唱着动听的歌，给人以听觉上的美感；从外边可以窥及篱内村女绚丽的衣裙，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征衫半湿，且解且歇，村人好客，馈以鸡黍，给人以味觉上、触觉上的美感。诗人就是如此地善于捕捉刹那间的人物的动态去表现农村的人情美。

　　《村行》这首小诗，具有轻柔秀美的特点。它与《商山麻涧》等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商山麻涧》中，所写的云光岚彩，柔柔垂柳，滴滴塘雨，秀眉牧童，茜裙女儿，均富于柔和的特质。此外，诗人写竹，则“历历羽林影，疏疏烟露姿”（《栽竹》）；写梅，则“轻盈照溪水，掩敛下瑶台”（《梅》）；写鵁鶄，则“静眠依翠竹，暖戏折高荷”（《鵁鶄》）；写鹭鸶，则“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鹭鸶》）。这些诗句，与《村行》虽各有特色，但都具有轻倩秀艳之美。

　　第一首头两句写柴门内外静悄悄的，缕缕炊烟，冉冉上升；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不违农时的农夫自然要抢墒春耕，所以“柴门”也就显得“寂寂”了。由此亦可见，“春雨”下得及时，天晴得及时，农夫抢墒也及时，不言喜雨，而喜雨之情自见。

　　后两句写庭院中，水气迷蒙，宛若给庭花披上了轻纱，看不分明；山野间，“泠泠”的流水，是那么清脆悦耳；躲进巢避雨的鸟儿，又飞上枝头，吱吱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啼哭着要捕捉鸟儿玩耍。这一切正都是写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且不说蒙蒙的景色与泠泠的水声，单说树上莺。树上莺尚且如此欢腾聒噪，逗得小儿啼索不休，更可想见大田里农夫抢耕的情景了。

　　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节，然而诗人却只字不言农忙而着墨于写宁静，由宁静中见农忙。晚春又是多雨的季节，春雨过后喜悦的心情是农民普遍的心情，诗人妙在不写人，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这样写，既紧扣了晚春的特色，又称得上短而精。方东树谓“小诗精深，短章酝藉”，方是好诗。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写得短而精，浅而深，景中有情，景外有人，于“澹中藏美丽”（薛雪《一瓢诗话》），于静处露生机。

　　贯休的诗在语言上善用叠字，如“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陈情献蜀皇帝》），人因之称他为“得得来和尚”。又如，“茫茫复茫茫，茎茎是愁筋”（《茫茫曲》），“马蹄蹋蹋，木落萧萧”（《轻薄篇》），等等。这诗也具有这一艺术特色。在四句诗中，叠字凡三见：“寂寂”，写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家家无闲人的特点：“蒙蒙”，壮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轻纱、看不分明的情态：“泠泠”，描摹春水流动的声韵。这些叠字的运用，不仅在造境、绘形、模声、传情上各尽其宜，而且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在晚唐绮丽纤弱的诗风中，这诗给人以清新健美之感。

　　第二首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比起晚唐那些典雅、雕饰、绮丽、纤弱的诗来，贯休以其作品明快、清新、朴素、康健之美，独树一帜。明代杨慎指出：“贯休诗中多新句，超出晚唐”（《升庵诗话》），真可谓独具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