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 / 兰亭序

　　《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三国时期，曹魏国力最强，孙吴次之，而蜀汉最为弱小。当刘备病卒于白帝城（今重庆奉节县东）时，他留给诸葛亮的是内外交困的局面和一个年幼无知、扶不起来的接班人。在这种危难关头，诸葛亮以丞相府的名义承担了蜀汉的全部实际责任，对内严明法纪，奖励耕战；对外安抚戎羌，东联孙吴，积极准备北伐曹魏。经过几年的努力。蜀国力量有所加强，呈现“国以富饶”“风化肃然”的局面，于是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今陕西省汉中市），以图中原。就当时形势分析，且不说蜀魏两国实力悬殊，仅“劳师以袭远”这种策略也是兵家之大忌，但诸葛亮仍坚持铤而走险，（先后六次统兵伐魏）并表现出百折不回的意志，其根本原因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是先主刘备的遗愿。后主刘禅尽管昏庸无志，诸葛亮还要竭忠尽智地辅佐他，尽管刘备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诏，他也不存半点僭越之心，因为后主是先主的遗孤。“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是读葛亮出师北伐的精神力量，也是他后半生全部活动的精神力量。《出师表》正是在淋漓尽致地解剖了这种精神的实质从而表现出这位社稷之臣的全部品格这一点上，显示了它独特而巨大的感染力。诸葛亮的忠肝义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在封建社会里被视为臣子的大节，普遍受到推崇：而当国家处于危难关头，这种精神更焕发出强大的感召力，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赞颂的“时穷节乃现”，“鬼神泣壮烈”，一封奏疏能千百年被视为“至文”而流传不朽，主要原因在这里。

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向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张，因此全文以议论为主。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的经过。又由于诸葛亮对刘氏父子无限忠诚，披肝沥胆相待，因而言词充满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具体地说，前部分重在晓之以理，后部分重在动之以情。总的是以议论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从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率直质朴，表现恳切忠贞的感情。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余字的篇幅里，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的大业。全文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话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清朝丘维屏说“武侯在国，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叮咛痛切言之，明白剀切中，百转千回，尽去《离骚》幽隐诡幻之迹而得其情。”屈原是在遭谗毁、被放逐的处境中写出《离骚》的，因而采取幽隐诡幻的表现手法。诸葛亮处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师表》感情充沛的特点和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却是一脉相通的，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统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还有一些整齐工稳的排比对偶句式，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体现了东汉末年骈体文开始兴起的时代风尚。此文有大量合成词，是出于诸葛亮的首创，不少词经诸葛亮的提炼，后来都用为成语，如“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作奸犯科”“苟全性命”“斟酌损益”“感激涕零”“不知所云（言）”等。

　　文描绘了兰亭的景致和王羲之等人集会的乐趣，抒发了作者盛事不常、“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感叹。作者时喜时悲，喜极而悲，文章也随其感情的变化由平静而激荡，再由激荡而平静，极尽波澜起伏、抑扬顿挫之美，所以《兰亭集序》才成为名篇佳作。全文共三段。

　　文章首段记叙兰亭聚会盛况，并写出与会者的深切感受。先点明聚会的时问、地点、缘由，后介绍与会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接着写兰亭周围优美的环境。先写高远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再写近低处“清流激湍”；然后总写一笔：“映带左右”。用语简洁。富有诗情画意。在写景的基础上，由此顺笔引出临流赋诗，点出盛会的内容为“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虽无丝竹管弦之盛”，这是反面衬托之笔，以加张表达赏心悦目之情。最后指出盛会之日正逢爽心恰人的天时，“天朗气清”为下文的“仰观”、“俯察”提供了有利条件；“惠风和畅”又与“暮春之初”相呼应。此时此地良辰美景，使“仰观”、“俯察”，“游目骋怀”、“视听之娱”完全可以摆脱世俗的苦恼，尽情地享受自然美景，抒发自己的胸臆。至此，作者把与会者的感受归结到“乐”字上面。笔势疏朗简净，毫无斧凿痕迹。

　　文章第二段，阐明作者对人生的看法，感慨人生短哲，盛事不常，紧承土文的“乐”字，引发出种种感慨。先用两个“或”字，从正反对比分别评说“人之相与，俯仰一世”的两种不同的具体表现，一是“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一是“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然后指出这两种表现尽管不同，但心情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当其欣于所遇”时，都会“快然自足”，却“不知老之将至”。这种感受，正是针对正文“游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的聚会之乐而发，侧重写出乐而忘悲。接着由“欣于几所遇”的乐引出“情随事迁”的优，写出乐而生忧，发出“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慨叹、文章至此，推进到生死的大问题。最后引用孔了所说的“死生亦大矣”一句话来总结全段，道出了作者心中的“痛”之所在。

　　最后一段说明作序的缘由。文章紧承上文“死生亦大矣”感发议论，从亲身感受谈起，指出每每发现“昔人兴感之由”和自己的兴感之由完全一样，所以“未尝不临文嗟悼”，可是又说不清其中原因。接着把笔锋转向了对老庄关于“一生死”，“齐彭祖”论调的批判，认为那完全是“虚诞”和“妄作”。东晋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崇尚老庄，喜好虚无土义的清谈，庄子认为自然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论》），且把长寿的彭祖和夭折的儿童等同看待，认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作者能与时风为悖。对老庄这种思想的大胆否定，是难能可贵的，然后作者从由古到今的事实中做了进一步的推断：“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才“列叙时人，录其所述”，留于后人去阅读。尽管将来“事殊事异”，但“所以兴怀。其一致也”。这就从理论上说清了所以要编《兰亭诗集》的原因。最后一句，交代了写序的目的，引起后人的感怀。文字收束得直截了当，开发的情思却绵绵不绝。

　　这篇序言疏朗简净而韵味深长，突出地代表了王羲之的散文风格。且其造语玲珑剔透，琅琅上口。是古代骈文的精品。《兰亭集序》在骈文的几个方面都有所长。在句法上，对仗整齐，句意排比，如“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宇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两两相对，音韵和谐，无斧凿之痕，语言清新、朴素自然。属于议论部分的文字也非常简沽，富有表现力，在用典上也只用“齐彭荡”和“修楔事”这样浅显易储的典故，这样朴素的行文与东晋对代雕章琢句，华而不实的文风形成鲜明对照。

　　这篇文章体现了王羲之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和老庄学说主张的无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旧唐书》曾赞扬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对于魏征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是“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使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现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诚以待下”，必然会使“骨肉为行路”，最后导致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文章一气呵成，论述步步为营，气势雄健有力，警示振聋发聩。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开篇，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归结到“可畏惟人”，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写得语重心长，剀切深厚。

　　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观止》评价：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

　　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发人深省。

　　第三段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戒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处置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放低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自己有倾向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语语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从用人，纳谏，赏罚，多方来讲、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给我们哪些写作的启示呢？

　　一是陈述意见的针对性。这奏疏是给皇帝看的，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陈述的内容无一不针对帝王的易犯病，又无一不为“垂拱而治”的封建统治着想，使唐太宗乐于接受。二是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这“十思”的内容涉及到与帝王冶国兴邦有关的十个问题。从生活到政治，从人个欲望以品德修养，凡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全都考虑到。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费苦心。三是安排条款的序列性。“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忧懈怠”“虑雍蔽”“惧谗邪”“恩所及”，排列井井有条，多而不乱。四是语言表达的齐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构成排比，一气呵成，形成齐整，气势磅礴。显然，这篇古代佳作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写作启发。

　　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恫吓人们，结果只能使人们图求苟且以免于刑罚，却不会怀念国君的恩德，表面上态度恭敬，可是心里并不服气。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百姓像水一样，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这是应该特别谨慎的。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是它的根系牢固；想要河流长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多聚积道德仁义。

　　本文题目虽称为“传”，但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仍旧民不聊生。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个形貌丑陋而心地善良的敲钟人，这个艺术形象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电视剧《女奴》中的花匠也属于这一类型。其实，这种把外表丑陋而心灵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描写，在我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统一起来，雨果是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开篇就描绘了一个气氛极为紧张的局面：赵君新亡，秦兵犯赵赵求齐助，齐要长安君作人质爱子心切的赵太后不肯让儿子去冒这个风险，严词拒绝了大臣们的强谏，并声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情况下，触龙的谏说显然要困难许多。他深知要能说服赵太后，就必须让她明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然而，若从正面去讲道理，则将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自取其辱。因此，必须顺着太后溺爱长安君的心理因势利导，巧说妙谏。

　　在争取到面见太后机会后，触龙先用缓冲法关切地询问太后的起居饮食，并絮絮叨叨地与她谈论养生之道，使本来“盛气而揖之”、戒备心极强的“太后之色少解”。这样，就从感情上消除了太后的逆反心理和敌对情绪，为进谏的成功拆除了第一道屏障。接着，触龙用引诱法恳切地为自己的幼子舒棋请托，以期让太后产生共鸣，从而引出她的心事。果然很快就勾起了太后的爱子之情。在她看来，触龙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同病相怜的“知己”了。她不仅“笑曰”了，而且饶有趣味地与触龙争论谁更疼爱幼子的问题，开始毫不掩饰地向触龙袒露心迹了。这就为下一步谈论如何爱子的话题奠定了基础。

　　触龙抓住契机，用旁敲侧击的激将法说太后疼爱燕后胜过长安君。这一招果然奏效，立即引发了太后的反驳“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触龙千回百折，终于得到了他最想要太后说的一句话。此时，他才可以正八经地谈论他的爱子观了。他于是从容回顾往事曰“媳之送燕后，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极力夸赞太后爱燕后而为之“计久长”的明智之举，以反衬出她爱长安君的“计短”。由于触龙不是像其他大臣那样指贵太后不该溺爱幼子，而是批评她还爱的不够，应像疼爱燕后那样疼爱长安君，才算爱得深远，所以太后听着十分顺耳，在不知不觉中已完全接受了触龙彀中。一声爽朗的“然”，就说明她已经完全接受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至此，触龙的谏说已初见成效。他又不失时机地进一步剖析历代诸侯子孙未能继世为侯的教训，其原因就在于“位尊”、“奉厚”、“挟重器多”，却“无功”、“无劳”。并以此作类比，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姐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青腆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且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真是既痛快淋漓而又字字力重千钧，揭穿了太后。始终顺着太后爱子的心理，从为长安君的根本利益着想出发，层层深人地启发引导，情离于理，理表与情，终于使太后深受感动，心悦诚服，慷慨应“诺”。

　　触龙的谏说自始至终未有一语提及“令长安君为质”，而太后情不自禁地说出“态君之所使之”，同样没有直接说穿派长安君入质于齐的话，与触龙的精彩说辞彼此配合，相映成趣。双方心照不宣，达成默契，丝毫不显馗尬。文末用“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作结，使首尾圆合，结构谨严，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喜剧色彩，彰显了触龙谏说的卓著成效。

　　这篇文章表现了赵威后的政治思想，同时也对齐国的政治状况有所批判。战国以前，民本思想已逐渐掘起。一些思想家、政治家都已意识到人民的作用，提出了诸如“民，神之主也”，“上思利民，忠也”等主张。这种思潮在战国时继续发展。孟子有“民贵君轻”一说，田于方、颜斶也有“士贵王不贵”的思想。赵威后提出“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的思想，是与历史上这一民本思潮相一致的。齐王使者问候赵威后，信函还没有拆开，威后就连续发问：“年成还好吧？百姓安乐吧？齐王安康吧？”她把收成放在第一位，因为“仓禀食而知礼节”，“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接着，她问到百姓，而把国君齐王放在末位，这明显地反映出了她的民本位思想。收成好自然百姓安乐，百姓安乐自然国君无恙，逐步推理，简明而正确，却使“使者不悦”，他诘问赵威后“先贱后尊”，威后的回答清晰明了，层层递进，驳得使者无话可说。

　　接下来威后问道：“帮助君王抚养百姓的至贤至德的钟离子为什么没有被任用，没有成就功业呢？帮助君王使百姓得到生息繁衍的叶阳子为什么也得不到重用呢？带动百姓奉行孝道的婴儿子为什么得不到封号呢？”这三位贤士孝女是帮助齐王治理国家的有德之人，故以“无恙乎”热情发问。弦外之音即是对齐王昏庸无道的指责。与对贤士孝女的关爱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不贤不孝、带领百姓无所事事、无益于国的於陵子的愤恨，她问道：“尚存乎？何为至今不杀乎？”对比和连续发问表现了赵威后豪爽坦率的个性。

　　全文围定一个“民”字，以赵威后对齐使的问话一贯到底，却问而不答、问而无答、问而不必答，充分提升了文势，引而不发，凭空制造出峭拔、险绝的独特气势。文章开头便以“今年的收成还好吗7百姓还好吗？齐王还好吗”三个问句，“斗问三语，如空陨石”（金圣叹语），剑拔弩张，形成尖峭的文势，奠定了文章的基调。当齐使对赵威后的问话表示不满时，赵威后并末一如常态以一般陈述句作解释。而是寓答案于反问句中。进一步助长壁立千仞的奇绝之势。赵威后的“进而问之”，复将文章向深处推进一层。对于齐国三位贤才与有德之士，威后以三“无恙耶”发问，体现了她对士人的作用、价值的清醒认识。对于於陵子仲，威后一直以“尚存乎”相询，明显表现出对“率民出于无用”的隐士的深恶痛绝。文章就在这种率直而尖锐的追问中戛然而止。文势却在循环往复的发问中蓄得十足，驻足不住，直冲出篇外。足令人回味！

　　综观全文，虽以问构篇，却又显得常中有变。一是问句有一般问句与反问句的变化，二是句式编排上有排比问句与零散问句的变化。排比问句的运用，增加了文章波澜壮阔、排山倒海的气势。文章在这类整齐的句式中回环相生，气韵又在前后几组问句中层层推进，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整齐之中，又穿插以参差错落的零散问句，点染以灵动变幻的一般陈述句；同时排比句式本身又不拘一格，时出变异句式。这些使得文章整齐与参差交错，力量与韵致并生，为文增色不少。

　　本文通过唐雎向信陵君的进言，说明一个人做了好事切不可居功自傲、于人有恩德的事不应放在心上的主旨。

　　文章在表现这一主旨时，不是用直白方法，而是迂回切入。唐雎先从事情有不可知、不可不知，不可忘、不可不忘四种情况说起，再具体为人之憎我、我之憎人，人有德于我、我有德于人而应采取的不可不知、不可得而知，不可忘和不可不忘的四种态度，最后才落实到信陵君救赵一事上，说明这是有德于赵、不可不忘之事。辩证说来，环环相扣，严谨有致；语句反复，却不刻板，回环有味，令人深思。

　　这篇文章，篇幅至短，而文气则甚宽舒，在简单交代信陵君窃符救赵，赵王郊迎的背景之后，重点写唐雎与信陵君的对话。唐雎先对信陵君说：“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这四句话，没头没脑，看似不着边际，不知所云，信陵君也的确不明白，难怪他会问：“何谓也？”于是唐雎不慌不忙，就信陵君的疑问，为他解释这四句话：“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四句话可分两层，前二句为上层，后二句为下层，上层为宾，下层为主；在下层中，前句为宾，后句为主，宾主相衬，顿挫有致。“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是唐雎这番话的主旨，于是由泛言“可忘”与“不可忘”，自然而然地引出要规劝的现实的具体的问题：“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愿君之忘之也!”水到渠成，情理自现。对唐雎之谏，信陵君欣然接受。这段对话，前半为虚笔，后半才落实，虚笔作铺垫，实写见真意，虚实结合，宽缓从容，不急不懈，飘逸有致。

　　范雎初见秦王，既不像初出茅庐时的苏秦那样锋芒毕露，也不像已为秦相时的张仪那样咄咄逼人，而是谨言慎行，唯唯再三，欲言又止。这是为什么？

　　说客游说人主实非易事，弄不好会有生命之虞。范雎以一籍布衣的身份游说秦昭王，正如他所说“交疏言深”，这时，他对秦王的心理状况与性格特征还不十分清楚，秦王喜欢听什么，想要干什么，他还没有准确的把握。因此，他必须先加试探，察言观色。他要贡献于秦王的谋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废逐把持朝政的以宣太后、穰侯为首的“四贵”。而秦王与他们有骨肉之亲，并且是在他们的拥立下才得以即位的。范雎明白，若稍有不慎，就会“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所言甚深而交情甚浅，范雎能不顾虑吗？所以他吞吞吐吐，疑虑重重，回环往复，拖拖沓沓，而同时却又引古论今，援他况己，旁敲侧击，铺张扬厉。一方面对秦王反复进行试探，看他是否真心信任自己，是否能听从建议摆脱骨肉之亲的羁绊而自强自力；另一方面又反复申述自己对秦昭王的无限忠诚。在“何患乎”“何忧乎”、“何耻乎”的层层叙述中，对秦昭王展示自己的忠心，甚至表示“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好像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这段说辞，淋漓酣畅，委婉周密，恳切动听。终于瞅准时机，于云山雾罩之中微露真意：“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终身暗惑，无与照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这段话说白了就是：你的处境危如累卵，有了我你才会安然无恙。表面上是强调秦王与秦国的危险，实际上是为自己能得到重用作铺垫。这就是谨慎精明、老练的范雎，一个不同于一般纵横家的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