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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疏广、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辞位而去。于是公卿设供帐,祖道都门外,车数百辆;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共言其贤。汉史既传其事,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国子司业杨君巨源,方以能诗训后进,一旦以年满七十,亦白相去,归其乡。世常说古今人不相及,今杨与二疏,其意岂异也?
予忝在公卿后,遇病不能出,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车几辆,马几匹,道旁观者,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与否;而太史氏又能张大其事为传,继二疏踪迹否,不落莫否。见今世无工画者,而画与不画,固不论也。
然吾闻杨侯之去,相有爱而惜之者,白以为其都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劝之,京师之长于诗者,亦属而和之。又不知当时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杨侯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今之归,指其树曰:“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也。”乡人莫不加敬,诫子孙以杨侯不去其乡为法。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
古时候疏广、疏受叔侄二人,因为年老,同一天辞掉职位离去。当时,朝廷中的公卿摆设宴席,在京都门外为他们饯行,车驾有数百辆之多;道路上旁观的,有很多人为之感叹并流下了眼泪,无不称赞他们贤明。汉代的史书既记载了他们的事迹,而后世擅长绘画的人,又画下了他们的形象,到今天依然光彩照人,清清楚楚的仿佛是前不久发生的事情。
国子监司业杨巨源,正以他善于写诗来教育学生,一旦到了七十岁,也禀白丞相离职回归他的故乡。世上常说古时的人和现今的人是不能并论的,而今杨巨源与疏氏二人,他们的思想难道有什么差异吗?
我攀附于公卿之末,恰逢生病不能出去送行。不知道杨少尹走的时候,都城门外送行的有多少人?车有多少辆?马有多少匹?道边的旁观者,也有为他的行为感叹,知道他是贤者的,还是没有呢?而史官能不能铺张渲染他的事迹,写成传记以做为疏氏二人的事迹的继续呢?不会冷落寂寞吧?我看到现在世上没有擅长绘画的,而画还是不画,也就不必考虑了!
然而我听说杨侯的辞归,丞相中有敬重而怜惜他的,奏明皇上任命他为其故乡河中府的少尹,以便不断绝他的俸禄;又亲自写诗来慰勉他。京城中擅长写诗的人,也作诗来应和。又不知道古时候疏氏二人的归乡,有这样的事吗?古人与今人相同还是不同,不得而知啊!
中古以后的士大夫,往往依靠官俸来养家,罢官之后就无归宿之处。杨侯刚成年,便在他的家乡被荐举,参加了《鹿鸣》宴而来到朝廷的。现在回到故乡,指着乡间的树说:“那些树是我的先人种的。”“那条溪流,那座山丘,是我小时候钓鱼、游戏的地方。”故乡的人没有不对他表示敬意的,人们告诫子孙要以杨侯不舍弃故土的美德做为榜样。古人所谓“乡先生”,逝去之后能够在乡里社庙中享受祭祀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
参考资料:1、(清)吴楚材,吴调侯选编;陶雅慧注译.国学古典名著无障碍阅读本古文观止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09:第86-88页。
杨少尹:名巨源,蒲州(今山西水济)人。疏广、受:即疏广、硫受,西汉人。疏广为太傅,其侄疏受为少傅。年老同时辞官,百官盛会欢送,封建时代传为美谈。设供张:即设供帐,陈设帐度举行酒宴。祖道:钱行。汉史:指《汉书》。
国子司业:国子监的司业。国子:唐代最高学府;司业:学官,是国子监的副职。
忝(tiǎn):有愧于。谦词。
冠: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冠礼以示成年。举:通过科举考试。法:仿效。没:通“殁”,死。
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
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
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
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qiáng)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yān)氏(zhī)。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付,举止优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gōng)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汉元帝后宫里的宫女已经够多了,不能经常见到,(元帝)就让画工画像,根据图象的面貌召见宠幸。所有宫女都贿赂画工,多的达十万贿钱,少的也有五万多。只有王嫱不肯行贿,因此就得不到皇帝的召见。匈奴来朝拜,想求得美人做王后。于是皇帝察看图象,让王昭君去匈奴。临去时召见她,长相是皇宫里最美的,而且擅长对答,举止沉静文雅。皇帝很后悔,但是名册已经定下来了。皇帝对外国注重信义,所以不再换人。就追究查明行贿画工的这件事,画工都被在市中斩首,抄没画工的家产,都有亿万巨额。画工有杜陵毛延寿,画人像,无论丑的美的老的少的,他都能画的跟真的一样;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一起画牛马飞鸟的各种姿势,画人物他们不如毛延寿,下杜阳望也擅长画人物画,尤其善于着色,樊育也善于着色,但他们一天被杀了,京城的画工因此而比较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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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指汉元帝。后宫:指后宫美女。案:通“按”,意思是按照。幸:宠幸,指的帝王对后妃的宠爱。赂:赠送财物。不减:不少于。阏氏:汉时匈奴单于之妻的称号,即匈奴皇后之号。行:前行,这里指出嫁。闲雅:亦作“娴雅”,从容大方。名籍:记名入册。穷案:彻底追查。弃市:古时在闹市执行死刑,并把尸体暴露街头。籍:登记,抄查没收。
本文选自《西京杂记》。作者葛洪,字稚川,东晋丹阳句容县人。文中通过封建帝王宫中生活的一个侧面,无情地揭露了汉元帝们的荒淫糜烂,醉生梦死。美丽正直的王嫱(昭君)因不肯贿赂画工,而未能得到皇帝的宠幸,最后落得远嫁匈奴的不幸下场;因此后人很多文学作品以“昭君出塞”为题材,替王昭君鸣不平,借以讽刺汉元帝,痛骂利欲熏心的画工毛延寿;表达了中华民间爱憎分明的纯朴民情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