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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shǐ)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qì)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qiǎn)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chóu)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yù)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nì)，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究庄宗所以取得天下，与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以后庄宗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从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装在漂亮的丝织口袋里，使人背着在军前开路，等打了胜仗回来，仍旧把箭收进宗庙。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概，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哪里去好；到了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而失去天下容易才像这样的吗？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事呢？
《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当他兴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只有乐工（是所溺的成分）吗？于是作《伶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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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推本求源，推究。其：语气副词，表示期望、命令的语气。
乃:你，你的。纳：放回。庙：太庙，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从事：这里指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一少牢：用猪、羊各一头作祭品。牢，祭祀用的牲畜。
函：用木匣装。组：丝带，这里指绳索。抑：或者。顾：看。仇雠：仇敌。
《书》曰：语出《尚书·大禹谟》。及：等到。所溺：沉溺迷爱的人或事物。忽微：极细小的东西。
这是一篇著名的史论。作者认为，国家的盛衰，事业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人事，取决于执政者的思想行为。并扼要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具体论断，精辟透彻，发人深省。
本文阐明观点的主要论据，是五代后唐庄宗先盛后衰，先成后败的历史事实，例据典型而有说服力。在写法上，则欲抑而先扬，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壮”，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通过盛与衰，兴与亡，得与失，成与败的强烈对比，突出庄宗历史悲剧的根由所在，使“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与人”的结论，显得更加令人信服。
文章笔力雄健而有气势，表达情见乎辞，篇幅虽然短小，却是一篇搏兔而用全力之作。
文中所议论的后唐庄宗李存勖是沙陀族人李克用之长子，是五代的风云人物。李克用在临终之前，以三矢付庄宗要他报仇，叮嘱切切。李克用死后，李存勖嗣位，他谨记父亲遗言，讨刘仁恭，伐契丹，灭后梁，建立了后唐政权。但称帝后却沉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宠信伶人，不问国事。四方藩镇见伶人被宠爱，纷纷贿以财物，谋取私利。而那些正直的臣僚因不肯行贿，为伶人谗言所诬陷，竟无辜被杀。后唐国政于是日趋衰败，动乱接连而生，李存勖本人最终也死在他极为宠信的伶人郭从谦的手中.。欧阳修目睹国家积弱不振的现实和当权者的骄奢淫逸，忧心仲仲，正是出于以古鉴今的考虑。欧阳修在这篇史论中，提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见解，意在为当时的统治者敲响警钟，可谓寄语深长，发人深省。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而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而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
自古以来，宦官扰乱国家，这来源比妇女的祸患还要深。妇人女子，不过使君王好色罢了。但是宦官的危害，并非在某一处或某一件事情。
因为宦官做事情，经常在君王左右，亲近服侍。他们的心思专一，善于忍耐。能讨好以迎合君王的心意，能在小处表现诚实以稳固君王的心，使得君王必定相信而亲近他们。等到取得君王的信任，然后拿福祸来恐吓君王把持朝政。这时虽然有忠臣贤士罗列在朝廷，而君王以为离自己疏远。宦官却服侍起居饮食，不离自己前后左右，显得更为亲近可靠，所以在君王前后左右的宦官日益亲近，忠臣贤士日益疏远，君王的势力日益孤立。势力越孤立，则恐惧祸乱的心情一天天更厉害，而把持君王的宦官，地位日益牢固。国家的安危出于他们的喜怒，祸患隐伏于宫门帷幄之中。这样昔日所谓可以依赖信任的人，就是现在起祸为患的。待君王觉得祸患已深，想与被疏远的忠臣贤士策划，除掉左右亲近的宦官，但事情和缓则培养祸乱越深；事情急促，则宦官挟持君王为人质，这时虽然有圣贤的智慧，也不能与之谋划。即使谋划了也不能实行，实行了也不能成功。如果事情发展走了极端，则两败俱伤，所以大的祸患导致国家灭亡，小的祸患导致君王身死，而使奸雄借机起事，围捕宦官一党，将他们斩尽杀绝来快愉天下人之心才罢休。以前史书上所记载的关于宦官的祸患，常常就是这样，并不是一朝一代如此。
为君王的人，也不想养祸患在宫内，而疏远忠臣贤士于宫外，只是渐渐积累而时势使他那样。女色的媚惑人，如果不幸而不觉悟，那么祸患就会来临。假使他一旦觉悟，揪起头发，将她驱逐就可以了。宦官为祸患，虽然想悔悟，但时势使君王不能将他们赶走，唐昭宗的事就是这样。所以说“宦官的祸患深于女色的祸患”，即指如此。怎么能不引以为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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