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郑筠谷先生 其二

　　诗歌首联两句是远景，一句写物景，一句写人景。据此，我们不妨这样想，诗人在清明节这一天来祭扫，未到坟茔聚集之地，即以目睹此景，因墓地往往在深处，怕妨路径，故一眼必是望到远景。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南北山头多墓田”，“南北”当是虚指，意即四面八方。是不是就可以解成“四面八方的山头上有很多墓田”了呢？难道我们竟没有体会出诗人说这句话时无限悲凉的口吻吗：“（你看啊！）四面八方的山头上竟然有这么多的墓田，（那些可都是死去的人啊！）”这样解就丰满得多了。下面人景也就很是顺理成章了，墓地多，自然来祭扫的人也就多了：“清明祭扫各纷然”。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各”指每家祭扫每家的毫不相干，“纷然”则指人数众多。那么既然人数众多，何以“各人自扫门前雪”呢？难道不会出现相互帮助、相互劝慰的场景吗？须知道，人们一般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互不搭腔，就是已经痛苦难过到了极致，以致习惯成自然，各自心知肚明，无需多言。

　　颔联两句，诗人走上前去，镜头拉近，细节刻画物景与人景：“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字面上很好说，就是说冥纸成灰，灰飞漫天，好似白色的蝴蝶；相思成泪，泪滴成血，仿佛红色的杜鹃。可为什么要以纸灰作蝴蝶，泪血作杜鹃，而不是旁的什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美丽的神话中有庄周化蝶、杜鹃啼血的范式。那么就清楚了：原来蝴蝶是沟通阴阳二界的使者啊，冥纸当然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同样的，相思要怎么样来表达才最恳切，总不至于老是“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一类的吧，这样就浅薄了。“我”要告诉阴间的人，“我们”想你想得都把眼泪哭干了，现在啼出来的是血啊！这种震撼力，实在是难以言表的。

　　颈联承接上句，依照时间发展续写诗人的所见所想：“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出句当然是虚景，哪里会有这么巧让诗人碰到狐狸在冢穴里面睡觉呢！不过是说，一天的祭扫结束了，日薄西山，人人各自归家，但“我”知道，只有一种动物是不会离开的，那便是狐狸。你凭什么这么说？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我”竟连“狐死必首丘”的道理也不懂吗？你们这些人，祭扫之时哭哭啼啼，平日里哪里见到你们有丝毫的伤心难过？狐狸却不同，它们始终对同伴、对“家庭”忠诚无二，即使死了，也要将头对准丘穴的方向！真是“狐犹如此，人何以堪”啊！这一层强烈的反差不经仔细的推敲是得不到的。可是哪里知道反差更强烈的还在后头：晚上回到家来，看到孩子们在灯前玩闹嬉戏，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心酸，怎么会知道生离死别的痛苦？这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可是还不止如此，我们再挖掘下去就发现：这些孩子都还那样弱小，是那么天真无邪，可是终归要长大，终归要衰老，终归也要死去，这是天命所在，是多么得令人遗憾，令人神伤。你看，这里正好与首联我们提到的诗人厌倦死亡的思想相照应了。是不是吃了一惊，短短十四个字，居然内涵多至如斯境地，且皆为感人心魄，发人深省之语。

　　尾联诗人要总结了，也算是表达自己的态度：“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应当说这是比较易见的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常态，就是及时行乐。我们读到这里，定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古诗十九首》里那么成系统地高唱“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或者会更直接想到“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但果真如此简单吗？我认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并未区分与判断抒发及时行乐思想究竟是已臻化境，心本开阔，还是无奈愁极，故作旷达，这一点是极重要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的。就高翥这首诗而言，显然是故作旷达无疑。你看，诗人尚在阳间，就已经想到死后别人祭祀他的酒他一滴也尝不到了，可见他对这个世界是何其留恋！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由此可见欲望能使人丧失本我，渐成依赖。

　　原本下面该是艺术手法的分析，因又要涉及理论，与我想要表达鉴赏的最初的心理流变旨趣不合，故略去。高翥是南宋后期江湖诗派的重要作家，且为宁波人，可以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与我近来研究的楼钥有偶合之处。

　　《唐雎不辱使命》记叙了唐雎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出使秦国，与秦王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质，虽不假修饰，却十分鲜明生动，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