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

　　前面八句描绘了诗人春风得意时的生活景象。开头两句写诗人醉眠花柳，与当朝权贵们开怀畅饮。显示出诗人当时的生活之奢华。后面四句则表现出诗人当时的心态。那时候，诗人风华正茂，豪气干云。手握金鞭，走马章台，流连琼筵，出入宫掖，睥睨权豪。花红酒绿时纵情喝酒，歌舞声中尽情享受。随后两句凸显出皇帝对诗人的宠信，诗人能够在宫殿中为皇帝呈献文章，在酒席上流连忘返。表现出诗人在朝廷上的地位之高。

　　中间两句是转折句，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诗人原本以为这种同赴侯门、走马章台、献赋金宫、醉卧酒筵的得意生活会永远持续下去，谁知好景不长，平地风雷，安史之乱爆发了。“函谷忽惊胡马来”，即指安史叛军攻陷潼关，占领东西两京。一个“忽”字表现出这次战乱的出乎意料，忽然之间，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打乱了，诗人再也无法过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最后四句是对诗人战乱爆发后的生活的描述。敌人已经占领函谷关了，许多昔日同僚因兵兴之际，被朝廷越次擢用，好像桃花李花在阳光下盛开。此句或为诗人对当朝统治者的谴责，诗人眼见国家罹难，生民涂炭，欲为国效力而不可得，故而生发哀怨之情。最终诗人独自远谪夜郎，漂泊天涯。只能期待能够等到朝廷大赦天下的时候，使诗人能够有机会重新回归朝廷，为国家尽一份力。最后两句含蓄的表达了诗人希望辛判官能够施以援手，使诗人能够早日回归的心情。

　　此诗回忆昔日在长安的得意生活，对长流夜郎充满哀怨之情，通过今昔对比，写出他此时此刻企盼赦还的心情。诗中今昔处境的强烈对比，自然有博取辛判官同情之心，也暗含有期待援引之意。由于李白此诗直露肺腑，对当年得意生活颇有炫耀之意，不无庸俗之态，所以历来不少读者认为它非李白所作，即使肯定其豪迈气象，也显得极为勉强。不过穷苦潦倒之时，落魄失意之后，人们都不免会对当年春风得意的生活充满眷念，尤其在一个陷入困境、进人晚年依靠回忆来支撑自己的的诗人身上，这种眷念更会牢牢地占据他的心灵。

　　诗中使读者看到了诗人凡俗的一面，对失去繁华与功名的痛苦。只是诗人凡俗的这一面并没有主导诗人的精神生活。在更多的痛苦与不称意中，诗人是将自己的精神放飞在大自然中，放飞在睥睨一切的狂放与飘逸中。

　　这是一首五绝形式的咏物寓慨诗。前面两句，以对比出之：“惭君”写葵，“叹我”自谓，寓意相辅相成。作者为自己当时无力雪冤自保、终至被迫流放夜郎的艰险处境发出无可奈何的低吟。对葵叶的理解，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葵菜，一说是向日葵，两说都通。根据杜预注《左传》，以为葵指向日葵，“倾叶向日，以蔽其根”，此诗由“卫足”联想到“白日”，当时受到杜注影响。向日葵的叶子始终护卫着它的根，李白由此产生惭愧的心理，从而叹息自己却移根走他乡为异客。

　　后面两句，则是表明作者的希望。李白期待着白日能够分一点光来照耀他，使他能够返回故乡守护故园。李白由“葵”联想到“日”，盼望朝廷赦免他，这与《上崔相百忧章》“覆盆傥举，应照寒灰”两句寓意正同。只是在《上崔相百忧章》里，作者在希望得到昭雪的同时，多少还表达了愿为朝廷效力的心意；而《流夜郎题葵叶》的最后两句，只是希望归隐故园，了此残生，情绪更加低沉了。不过后来他尽管遇赦了，一点点白日之光已经照到了他的身上，然而他仍然未能“还归守故园”。

　　李白“凡所著述，言多讽兴”（李阳冰《草堂集序》）。这一特点在此诗中表现很突出。由葵叶之“卫足”反衬自己之“移根”，愧叹自己的“无能”自解冤狱。又借“白日”的“分照”，比喻“皇恩浩荡”，盼望朝廷宽宥，放自己回故园和亲人团聚。

　　此诗纯用寻常语，词意平易浅近，不像李白长篇歌行那样，表现出睥睨一切的浪漫主义情调。通过浅言淡语挥斥幽愤，透露出作者深沉的思想感情：对朝廷给予自己不公正待遇的控诉，对故乡、亲人的怀念，十分感人地传达出诗人南流夜郎途中的真实思想情绪。

　　这首诗开头以钟仪自况。钟仪被俘为囚，仍然戴南冠，操南音，眷念楚国；李白也是如此，既关心国运，又眷念唐朝，而且他又在南方被拘囚流放，处境与钟仪相近。李白在浔阳狱中写的《万愤词投魏郎中》有句云：南冠君子，呼天而啼“，也是以钟仪自比，可以彼此参照。唐朝国势好转，大赦赐酺，固然使人欢欣鼓舞；但诗人却要远窜遐荒，命运乖舛。“北阙”二句使用了整齐的对偶，一边写朝廷歌舞升平，一边写自己垂老投荒，真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梦李白》），可见诗人的情绪是非常凄凉和悲伤的。

　　前二句是写事实，后二句则写希望。李白希望钧天乐这样美妙的乐曲，随着风势远吹到夜郎，使他能够听到。实际上，他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到美妙的音乐，而是渴望大赦的恩泽，自己也能受到沾溉，得以免除远窜遐荒的处分。对于远方暂时不能接触到的事物，李白在诗篇中往往幻想凭借风力来达到目标。比如当他怀念远贬龙标的王昌龄时，就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这首《流夜郎闻酺不预》末二句与之相似，只是他不是要自己的思想感情吹向远方，而是要朝廷的恩泽吹到自己身上来。这些都表现出他善于驰骋想象以表达自己激荡感情的特色。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庭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