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为六绝句·其一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七。下面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霍松林教授对此诗的赏析要点。

　　开头四句，写卖炭翁的炭来之不易。“伐薪、烧炭”，概括了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劳动过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活画出卖炭翁的肖像，写出劳动的艰辛，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南山中”点出劳动场所，这“南山”就是王维所写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的终南山，豺狼出没，荒无人烟。在这样的环境里披星戴月，凌霜冒雪，一斧一斧地“伐薪”，一窑一窑地“烧炭”，好容易烧出“千余斤”，每一斤都渗透着心血，也凝聚着希望。写出卖炭翁的炭是自己艰苦劳动的成果，这就把他和贩卖木炭的商人区别了开来。但是，假如这位卖炭翁还有田地，凭自种自收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只利用农闲时间烧炭卖炭，用以补贴家用的话，那么他的一车炭被掠夺，就还有别的活路。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自己出面向读者介绍卖炭翁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设为问答：“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不仅化板为活，使文势跌宕，摇曳生姿，而且扩展了反映民间疾苦的深度与广度，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这位劳动者已被剥削得贫无立锥，别无衣食来源；“身上衣裳口中食”，全指望他千辛万苦烧成的千余斤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写宫使掠夺木炭的罪行做好了有力的铺垫。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身上衣正单”，自然希望天暖。然而这位卖炭翁是把解决衣食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卖炭得钱”上的，所以他“心忧炭贱愿天寒”，在冻得发抖的时候，一心盼望天气更冷。诗人如此深刻地理解卖炭翁的艰难处境和复杂的内心活动，只用十多个字就如此真切地表现了出来，又用“可怜”两字倾注了无限同情，催人泪下。

　　这两句诗，从章法上看，是从前半篇向后半篇过渡的桥梁。“心忧炭贱愿天寒”，实际上是期待朔风凛冽，大雪纷飞。“夜来城外一尺雪”，这场大雪总算盼到了！也就不再“心忧炭贱”了！“天子脚下”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们为了取暖，不会在微不足道的炭价上斤斤计较。当卖炭翁“晓驾炭车辗冰辙”的时候，占据着他的全部心灵的，不是埋怨冰雪的道路多么难走，而是盘算着那“一车炭”能卖多少钱，换来多少衣和食。要是在小说家笔下，是可以用很多笔墨写卖炭翁一路上的心理活动的，而诗人却一句也没有写，这因为他在前面已经给读者开拓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

　　卖炭翁好不容易烧出一车炭、盼到一场雪，一路上满怀希望地盘算着卖炭得钱换衣食，结果却遇上了“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宫使”。在皇宫的使者面前，在皇帝的文书和敕令面前，跟着那“叱牛”声，卖炭翁在从“伐薪”、“烧炭”、“愿天寒”、“驾炭车”、“辗冰辙”，直到“泥中歇”的漫长过程中所盘算的一切、所希望的一切，全都化为泡影。

　　从“南山中”到长安城，路那么遥远，又那么难行，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已经是“牛困人饥”；如今又“回车叱牛牵向北”，把炭送进皇宫，当然牛更困、人更饥了。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终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他往后的日子又怎样过法呢，这一切，诗人都没有写，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想。当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情卖炭翁的遭遇，不能不憎恨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宫市”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这首诗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艺术上也很有特色。诗人以“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两句展现了几乎濒于生活绝境的老翁所能有的唯一希望。这是全诗的诗眼。其他一切描写，都集中于这个诗眼。在表现手法上，则灵活地运用了陪衬和反衬。以“两鬓苍苍”突出年迈，以“满面尘灰烟火色”突出“伐薪、烧炭”的艰辛，再以荒凉险恶的南山作陪衬，老翁的命运就更激起了人们的同情。而这一切，正反衬出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卖炭得钱，买衣买食。老翁“衣正单”，再以夜来的“一尺雪”和路上的“冰辙”作陪衬，使人更感到老翁的“可怜”。而这一切，正反衬了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天寒炭贵，可以多换些衣和食。接下去，“牛困人饥”和“翩翩两骑”，反衬出劳动者与统治者境遇的悬殊；“一车炭，千余斤”和“半匹红纱一丈绫”，反衬出“宫市”掠夺的残酷。而就全诗来说，前面表现希望之火的炽烈，正是为了反衬后面希望化为泡影的可悲可痛。

　　这篇诗没有像《新乐府》中的有些篇那样“卒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这首诗千百年来万口传诵，并不是偶然的。

　　这首五言古诗《妾薄命》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作品。此诗“依题立义”，通过叙述陈皇后阿娇由得宠到失宠之事，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妇女以色事人，色衰而爱弛的悲剧命运。

　　这首五言古诗《妾薄命》属乐府杂曲歌辞。李白的这首《妾薄命》通过对汉武帝皇后陈阿娇逃脱不了色衰而爱驰的悲惨终局的描写，表达了一种悲悯，悲悯当中又有一种启示。

　　全诗十六句，每四句基本为一个层次。诗的前四句，先写阿娇的受宠，而从“金屋藏娇”写起，欲抑先扬，以反衬失宠后的冷落。据《汉武故事》记载：汉武帝刘彻数岁时，他的姑母长公主问他：“儿欲得妇否？”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曰：“不用。”最后指其女阿娇问：“阿娇好否？”刘彻笑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刘彻即位后，阿娇做了皇后，也曾宠极一时。诗中用“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两句夸张的诗句，形象地描绘出阿娇受宠时的气焰之盛，真是炙手可热，不可一世。但是，好景不长。从“宠极爱还歇”以下四句，笔锋一转，描写阿娇的失宠，俯仰之间，笔底翻出波澜。娇妒的陈皇后，为了“夺宠”，曾做了种种努力，她重金聘请司马相如写《长门赋》，“但愿君恩顾妾深，岂惜黄金买词赋”李白《白头吟》；又曾用女巫楚服的法术，“令上意回”。前者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后者反因此得罪，后来成了“废皇后”，幽居于长门宫内，虽与皇帝相隔一步之远，但咫尺天涯，宫车不肯暂回。“雨落不上天”以下四句，用形象的比喻，极言“令上意回”之不可能，与《白头吟》所谓“东流不作西归水”、“覆水再收岂满杯”词旨相同。最后四句交代其中原因。

　　诗人用比兴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这样一条规律：“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这发人深省的诗句，是一篇之警策，它对以色取人者进行了讽刺，同时对“以色事人”而暂时得宠者，也是一个警告。诗人用比喻来说理，用比兴来议论，充分发挥形象思维的特点和比兴的作用，不去说理，胜似说理，不去议论，而又高于议论，颇得理趣。由此可知靠美色取悦与皇上不能得到多少好处。爱是应该有距离的，不能距离为零，否则物极必反。

　　这首诗语言质朴自然，气韵天成，比喻贴切，对比鲜明，得宠与失宠相比，“芙蓉花”与“断根草”相比，比中见义。全诗半是比拟，从比中得出结论：“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显得自然而又奇警，自然得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奇警处，读之让人惊心动魄。

　　《戏为六绝句》是杜甫针对当时文坛上一些人存在贵古贱今、好高骛远的习气而写的。它反映了杜甫反对好古非今的文学批评观点。其中的“不薄今人”、“别裁伪体”、学习“风雅”、“转益多师”（兼采众家之长）等见解在今天也还是有借鉴意义的。本诗是《戏为六绝句》中的第二首，诗中既明确地肯定了王杨卢骆“初唐四杰”的文学贡献和地位，又告诫那些轻薄之徒不要一叶障目而讥笑王杨卢骆，他们的诗文将传之久远，其历史地位也是不容抹煞的。

　　这首诗借咏中秋的月亮，表明世上万物不可能完全一样，存在着千差万别。

　　“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意思是此时此地“圆魄”（明月）当空，又怎见得此时彼地（“千里外”）“不有雨兼风”呢？千里指很远的意思，风雨可借指人生的无常和艰辛。你怎么会知道外边千里之外的世界，没有风雨呢？

　　人人“皆言”的未见得就是真理。大千世界，变化万千，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是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深化、发展的，一种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持这种认识的人数的多寡，即便对人人“皆言”为是的，也要敢于怀疑，不断深入地探索。其二，认识问题最忌以此代彼，以偏代全，以对局部、片面的现象描述替代对整体或本质的探求。见到此时此地皓月当空而想象四海皆同，便正是以此代彼、以偏概全。

　　这首五言绝句，写此地有月光，彼地有风雨，意在风雨，而非赏月。李峤其人曾三度任职宰相，对政坛的风云变幻自然十分敏感——高空中一轮明月照射大地，众人都说今夜各处的月光都一样明亮；可是谁能晓得千里之外，无雨骤风狂？这首诗以咏月为题，揭示了一个真理：世上的事千差万别，千变万化，不可能全都一样。正如中秋夜，此处皓月当空，他处却风雨交加。

　　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注：指刘禹锡）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

　　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是能表现于其它诗体的，杜甫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的作品；也缺乏运用于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显得情味盎然，如同和读者围炉闲话，剪烛谈心；无论是感慨唏嘘也好，或者嬉笑怒骂也好，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

　　《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表现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中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六绝句》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嘲笑、指点庾信，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时期崇尚辞藻浮华艳丽的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史炳《杜诗琐证》解释此诗说：“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诗中以“卢王”来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思是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须全面，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杜甫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第四首诗继续第三首诗意，对那些不负责任地胡乱糟蹋前贤现象的批评，指责这些人自己的作品不过是一些翡翠戏兰苕一般的货色，而没有掣鲸鱼于碧海那样的伟著。

　　“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以恢宏的气度，充分发挥才力，才能在严整的体格之中，表现出气韵飞动的巧妙；不为篇幅所困，不被声律所限，在法度之中保持从容，在规矩之外保持神明。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彩绝艳，它才会成为千古诗人尊崇的典范，由六朝而上一直追溯到屈原、宋玉，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时期那种轻浮侧艳的后尘了。而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是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思是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所以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诗人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的“健笔凌云”，四杰的“江河万古”，就在于此。反过来，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时期的后尘，固然是伪体；而一味模仿汉、魏时期古人的作品，也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意思是无所不学，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这话有好几层意思：只有“无所不师”，才能兼取众长；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不限于一家，虽然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诗人自己的创造性，这是第一层意思。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这是第二层意思。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弘扬和舍弃的地方，这是第三层意思。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创作出诗人自己的佳句，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

　　《六绝句》虽然主要是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他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通过各种事例来总结出一系列的要点，将严正的笔意寄寓在轻松幽默的笔调中，娓娓道来，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白了这一点，这组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诗前二句选取“少”、“老”两种人对待鸡啼声的不同表现，以“少闻”而“眠”与“老听”而“起”作对照，形象地概括了当时不同人的处世态度：年轻人听到鸡鸣声才上床入睡，老年人听到鸡啼声已起身了。这里，诗人以“少”和“老”的大跨度时间以及“闻鸡声眠”和“听鸡声起”两种对时间截然不同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使读者印象鲜明地感到时间的宝贵和充分认识时间之价值的重要性。其中，后一句暗用“闻鸡起舞”之典，写奋发向上之心，与前句作对照。后二句笔锋一转，由横而纵，由对个人的微观审视而引申到对社会、历史的宏观思考，拓宽了诗的思想视野，同时向读者展示了一部人类的历史：在千古万代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就在这送往迎来的鸡啼声中消磨了他们的岁月。其中，“消磨”二字颇耐深思：虚度固然是消磨，奋发也是一种“消磨”，人生苦短，鸡声无多，该如何“消磨”这“数声”，是诗人向读者提出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诗人虽然没有就此问题作出回答，但从前二句的鲜明对比中，诗人通过“寄情于言外”暗暗地透出了答案：时光如驶，人生世上，自当抓住分阴，于一番有利于国、造福于民的大事业。从字面上看，这是诗人就岁月的流逝发出的感慨，其中似乎饱含着诗人深深的哀怨，能引发读者无限的联想，于平易中见奇崛，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不同的人读后产生不同的感受，或催人猛省，或激人上进。

　　全诗举重若轻，寓庄于谐，以小见大，虽然篇幅短小，文字亦浅近，但内容含量却很广，仅用二十个字，用日常生活中“闻鸡声”引起的一种微妙的感受，深刻地阐明了“时不我待”、“稍纵即逝”的道理，使人受益匪浅，可谓言近旨远，富有哲理，予人启迪。

　　《日出入》是祭祀日神的诗。以接近口语的朴实文辞，表现人们的悠邈之思；而且思致奇崛，异想天开，诗中由太阳每天早上升起，晚上落山，感到时间的迅速流失和人生的飞速流逝。由此汉武帝就产生了要求成仙，乘龙上天的思想。

　　先秦时代，屈原在《九歌·东君》中所歌咏的，正是这位驭龙乘雷、衣袂飘飘，勇射“天狼”而斗酌桂浆的豪侠日神。其辞采之缤纷、想象之神奇，足以令后世文豪搁笔兴叹。司马相如等辈虽学富五车、赋称“凌云”，大约也自知对日神的描摹，再不能与屈原媲美。故此歌入笔即别开蹊径，对日神不作丝毫描绘，径述人们祭祀日神时的悠邈情思：“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前句从日之运行，凭虚而起，突然发问，问得空阔而邈远；后句则又一折，于日运无穷而人世有尽的慨叹中，抒写人们的惆怅之情，意蕴极为深长。接着“故春非我春”四句，思致奇崛，极富哲理意味。春夏秋冬的更替，从来与人间的作息稼穑密切相关，它们似乎都是为人间的生存需求而存在的。现在，人们突然发觉：人之一生，不过是电光石火般的一瞬而已；天地四时，则横绝万古而长存。这种“非我”境界的发现，固然令人难堪，却是人的破天荒觉醒。这堪称奇崛之语，蕴含着参透宇宙消息的旷达之思。

　　“泊如四海之池”二句，则承上而下，进一步抒写人寿短促之感。前句将慨叹之情寓于形象的比喻，便使年寿短促之形，愈加逼真地显现于眼前；后句故作两可之问，又使潜台的答词，愈加确信无疑。如此说来，人们注定要在戚戚悲愁中了结一生了。而接着一反此意：“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那驾驭六龙的日神，正是与天地同生而年寿无穷的。当人们虔诚祭祀日神之际，谁都怀着美好的希冀：倘若有幸得到日神的福佑，能够像他一样调御六龙以巡天，该有何等欢乐！这想法很离奇，可当年汉武帝就有过这种狂想。汉人应劭说：“武帝愿乘六龙，仙而升天，曰：‘吾所乐，独乘六龙。然御六龙得其调，使我心若。”闻一多以为，细审应劭之意，诗中之“若”当作“苦”（《乐府诗笺》）。那么，这四句表现的，就是一种乐中带苦、去留难舍的情思了。但总的来看，自以快乐为主。这四句一变前两句的长句句式，以轻快的四言句式，辅以回环相联的“辘轳格”（“独乐六龙。六龙之调”），抒写对“仙”去为神的向往之情，顿使诗中蓄积的烦愁之结为之一扫。然而，当人们翘首云天，盼望那曾带着黄帝仙去的“乘黄”降临的时候，“龙翼马身”的乘黄，却总是渺无踪影、不见下来。此歌结句“訾，黄（乘黄）其何不徕下”，正绝妙地抒写了人们盼而不遇的一片失望之情。还不止是失望，那“訾”的一声嗟叹，形象地显示出人们怨其“不徕下”的懊恼詈责之音。

　　前人评价《汉郊祀歌》“锻字刻酷，炼字神奇”（陈绎曾《诗谱》），似乎是赞语。拆穿来说，不过是“古奥艰深”的换一种说法而已。《郊祀歌》出自炫艰耀奇的司马相如等辈之手，文字极为艰奥。当年司马迁就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之叹（《史记·乐书》）。相比而言，《日出入》一首，却能脱尽诘屈之习，以接近口语的朴实文辞，表现人们的悠邈之思；而且思致奇崛（如“春非我春”数句），异想天开（如“独乐六龙”数句），诗情往复盘旋。将人寿有尽之慨，寓于宇宙无穷的深沉思考之中，使这首抒情诗，带有了耐人咀嚼的哲理意味。

　　词作于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年），太清三十九岁。

　　这是一首题画词，画为云林所绘《闰七夕联吟图》的仕女图。七夕联吟的是画的主题，所以词人从七夕写起。七月七日是牛郎织女相会的佳期，银河的鹊桥架起来了。因为作画之时时逢闰七月，有了两个佳期，桥也再次“重驾”，而人间也有了两次乞巧活动，女子们希望乞得终生幸福，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的机会也有两次。词人问，她们在斗转星移，星光也在移动的夜晚，不知乞得了多少天机。词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因为年年有七巧节，也年年有乞巧活动，但妇女们也未必总是幸福，原因是世间总是“多事纷纷”。神话故事，本来“虚无”，“便是有”，牛郎织女“也应年老”了。词人对于男女婚姻爱情的幸福的追求寄予同情，但又做出疑惑的结论，这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幅仕女图，住在表现女性美，其中也包括了画中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内心美。词人舍弃了历来对于这种美的歌颂，而别出机杼地引导出了一个富有哲理性的命题，即美丽的愿望，在人间常常是难以如愿的。它启发人思考，同时也深化了词的思想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