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万人冢

　　这组诗的第一首，写侠少的欢聚痛饮。诗开头便以“美酒”领起，因为豪饮酣醉自来被认为是英雄本色，所谓“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李白《少年行》）饮酒在当时因能激发意气而被视作胜事。“斗十千”语出曹植《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按李白也有《将进酒》诗云：“昔时陈王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此诗意近李诗，不仅极言酒之珍美，而且还借前人的用语写出慷慨好客、纵情欢乐的盛况。盖游侠之饮原非独酌遣闷，其倜傥意气正在大会宾客之际才得以充分的表现。第二句言“咸阳游侠”，乃以京都侠少为其代表。游侠人物大多出身于都市的闾里市井之中，故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径直称之为“闾里之侠”，咸阳为秦的国都，则京邑为游侠的渊薮也不言自明，这里不过是举其佼佼者以概全体。诗的前两句以“新丰美酒”烘染在前，“咸阳游侠”出场在后，而“多少年”则为全篇之纲。诗的后二句更进一层，写出侠少重友情厚交谊的作风。即便是邂逅相逢的陌路人，杯酒之间便能成为意气相倾的知己，所谓“论交从优孟，买醉入新丰”（李白《结客少年场行》）、“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正表现了他们同声相应的热情。因此，在他们开怀畅饮的豪爽风度中，还渗透着为朋友倾情倒意，肝胆相照的人情美。酒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他们率真坦荡的人生态度。诗为人物写照，最后却宕开去以景语收束。诗人撇开楼里的场面，转而从楼外的景象落笔，其实写外景还是为内景服务的。末句中的“高楼”不仅和首句呼应，暗示了人物的豪纵气派，而且以其卓然挺立的雄姿一扫鄙陋猥琐之态；“系马垂柳”则以骏马和杨柳的意象，衬托出少年游侠富有青春气息的俊爽风致。有此一笔，使情景历历如绘，遂在表现人物豪宕气概的同时，又显得蕴藉有致。全诗用笔的跳荡灵动，也是和少年奔放不羁的性格神采相吻合的。

　　第二首，写游侠的出征边塞。这首诗里所说的“仕汉”“骠骑”，以及下面两首诗里出现的“五单于”“汉家君臣”等，都是借汉事喻唐，这在唐诗中几乎是习闻熟见的惯例。这里说少年委身事君，入仕之初便担任了羽林郎的职务。由于羽林郎宿仗卫内、亲近帷幄，地位十分重要，故非一般等闲之辈可以入选。《后汉书·地理志》云：“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由此即可见一斑。骠骑指武帝时的名将霍去病，曾多次统率大军反击匈奴侵扰，战功显赫。少年报国心切，一心想效功当世，一旦国家有事，便毫不犹豫地随军出征。边关是遥远荒寒的，沙场的搏杀更是出生入死，而主人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和曹植的《白马篇》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少年英雄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曹诗通篇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加以客观的描述和赞颂，这里却借少年自己的口吻直抒胸臆：第三句以自诘的口气反挑，使文势陡起波澜，末句则以斩截之语收束，而“孰”“不”“纵”“犹”等虚词的连用，又在接二连三的转折中不断加强语气，活脱地传达出少年从容朱毅的神情和义无返顾的决心。这种借顿挫的用笔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不仅很有力度，而且进一步深化了游侠“意气”的内涵。

　　第三首，写少年的勇武杀敌。诗人将主人公置于孤危险恶的战争情势之中。“虏骑千重”指敌人大军压境，形成包围之势；“众敌酋倾巢出动，来势汹汹，企图以优势兵力取胜。而少年以“一身”对“千重”之敌，竟能左右驰突于敌阵之中，如入无人之境，且能擒贼先擒王，将凶蛮剽悍的敌酋“纷纷射杀”，其过人的胆略和武艺已分明可见。这里把少年写成孤胆英雄，意在突出他的勇冠三军、战功卓著。诗的一、三两句，以特写镜头为少年英武矫健的身姿写照：“擘两雕弧”言其多力善射，能左右开弓；“偏坐金鞍”言其鞍马功夫娴熟，能在疾驰的马背上自如地变换各种姿势；“调白羽”则是善于在运动中瞄准目标，箭无虚发。二、四两句，从对方着笔来反衬少年的艺高胆大。敌我双方的力量愈是悬殊，也就愈能表现主人公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而这种气概，又正来自于其置生死于度外的献身精神。这样，这首诗就和上一首彼此呼应，并为下一首写功高不赏张本。诗中所出现的雕弧、金鞍和白羽，均是以着色之笔略加点染，本来是爱其人而及其物，这里的物又为人增色，人与物原不妨是互相辉映、相得益彰的。盛唐诗人每喜表现尚武精神，如李白自称“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杜甫自述“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壮游》）王维则称赞他的一位族弟说：“读书复骑射，带剑游淮阴……席帆聊问罪，卉服尽成擒。”（《送从弟蕃游淮南》）等等。这些都可看作是诗中理想形象的现实依据。

　　第四首，写游侠的功成无赏。上一首诗既已写到少年游侠的勇却群敌，那么这一首写朝廷论功行赏，他也理应是受奖的主角了。诗的前三句，极写庆功仪式的隆重和气氛的热烈：君臣欢宴、云台论功、天子临轩、封侯赐爵，正当期待中的主角出场时，领赏者却突然变成了“将军”。这里的“将军”和第二首“初随骠骑战渔阳”里的“骠骑”当是一人，指军中的主帅。“将军讽出明光宫”，也即李白《塞下曲》其三所云：“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意谓受皇帝宠信的权贵坐享其成而血战的勇士反遭冷落。诗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反复渲染，到头来却翻作他人；而活跃在前三首诗里的主角被悄无声息地推到了局外。这种欲抑故扬的艺术处理，使诗中的不平之鸣得以强有力的表现，这里再加申说反而是多余的了。

　　王维的《少年行四首》，以浪漫的笔调讴歌了豪荡使气、舍身报国、崇尚事功和功成不居的任侠精神，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他笔下的少年游侠形象，和盛唐其他诗人创造的形象一样，实际上是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这四首绝句独自成篇，各有侧重，但又蝉联而下，互相补充和照应。用笔或实或虚，或显或隐，舒卷自如，不拘一格，成功地谱写了一支朝气蓬勃、富有青春旋律的进行曲。

　　《纪辽东》，隋炀帝所作。隋炀帝在位期间曾三次征讨辽东，即高句丽。《通典》曰：“高句丽自东晋以后，居平壤城，亦曰长安城。随山屈曲，南临水，在辽东南。复有辽东、玄菟等数十城。”大业八年，隋炀帝征伐高句丽，渡过辽水，与高句丽大战于东岸，大败高句丽，进围辽东。王建又有《渡辽水》，也出于此。

　　这首诗用的是汉代乐府诗的题目，有意学习乐府诗的传统，但比汉代那首《战城南》写得更形象，更深刻。这首诗是抨击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桑干”、“葱河”、“条支”、“天山”都是边疆地名。整首诗大体可分为三段和一个结语。

　　第一段共八句，先从征伐的频繁和广远方面落笔。前四句写征伐的频繁。以两组对称的句式出现，不仅音韵铿锵，而且诗句复沓的重叠和鲜明的对举，给人以东征西讨、转旆不息的强烈印象，有力地表达了主题。“洗兵”二句写征行的广远。左思《魏都赋》描写曹操讨灭群雄、威震寰宇的气势时说：“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此二句用其意。洗兵，洗去兵器上的污秽；放马，牧放战马，在条支海上洗兵，天山草中牧马，其征行之广远自见。由战伐频繁进至征行广远，境界扩大了，内容更深厚了，是善于铺排点染的笔墨。“万里”二句是此段的结语。“万里长征战”，是征伐频繁和广远的总括，“三军尽衰老”是长年远征的必然结果，广大士兵在无谓的战争中耗尽了青春的年华和壮盛的精力。有了前面的描写，这一声慨叹水到渠成，自然坚实，没有一点矫情的喧呶叫嚣之感。

　　“匈奴”以下六句是第二段，进一步从历史方面着墨。如果说第一段从横的方面写，那么，这一段便是从纵的方面写。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说，匈奴“业在攻伐，事在射猎”，“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扞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以耕作为喻，生动地刻画出匈奴人的生活与习性。李白将这段妙文熔冶成“匈奴”两句诗。耕作的结果会是禾黍盈畴，杀戮的结果却只能是白骨黄沙。语浅意深，含蓄隽永。并且很自然地引出“秦家”二句。秦筑长城防御胡人的地方，汉时仍然烽火高举。二句背后含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和诗人深邃的观察与认识，成为诗中警策之句。没有正确的政策，争斗便不可能停息。“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这深沉的叹息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

　　“野战”以下六句为第三段，集中从战争的残酷性上揭露不义战争的罪恶。“野战”二句着重勾画战场的悲凉气氛，“乌鸢”二句着重描写战场的凄惨景象，二者相互映发，交织成一幅色彩强烈的画面。战马独存犹感不足，加以号鸣思主，更增强物在人亡的悲凄；乌啄人肠犹以不足，又加以衔挂枯枝，更见出情景的残酷，都是带有夸张色彩的浓重的笔墨。“士卒”二句以感叹结束此段。士卒作了无谓的牺牲，将军也只能一无所获。

　　《六韬》说：“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全诗以此语意作结，点明主题。这一断语属于理语的范围，而非形象的描写。运用不当，易生抽象之弊。这里不同。有了前三段的具体描写，这个断语是从历史和现实的惨痛经验中提炼出来，有画龙点睛之妙，使全诗意旨豁然。有人怀疑这一句是批注语误入正文，可备一说，实际未必然。

　　这是一首叙事诗，却带有浓厚的抒情性，事与情交织成一片。三段的末尾各以两句感叹语作结，每一段是叙事的一个自然段落，也是感情旋律的一个自然起伏。事和情配合得如此和谐，使全诗具有鲜明的节奏感，有“一唱三叹”之妙。

　　汉《战城南》古辞主要是写战争的残酷，相当于李白这首诗的第三段。李白不拘泥于古辞，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内容上发展出一、二两段，使战争性质一目了然，又以全诗结语表明自己的主张。艺术上则揉合唐诗发展的成就，由质朴无华变为逸宕流美。如古辞“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和“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此诗锤炼为两组整齐的对称句，显得更加凝炼精工，更富有歌行奔放的气势，显示出李白的独特风格。

　　词的上阙，起笔自然，虽然作者观察事物细致入微，但有几分凄凉：

　　偶尔轻坠而下的碧绿色梧桐叶，那吐着馥郁清香的桂花，还有水塘中微微凋谢的荷花。楼上的姑娘们，都正忙着在穿针引线，默默地乞求着织女能给自己以智慧和心灵手巧。远望高挂的明月，它那洒下的清辉，正如水一般清澈。

　　农历七月初七，是汉族传统的节日——七夕节，也称乞巧节。每逢这天的夜晚，相传是天上美丽善良的织女，要与勤劳勇敢的牛郎在鹊桥相会。

　　穿针人，指的既是天下女子，也包括了自己。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具习之。”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习俗，七夕的夜里，大凡世间的女子都会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唐朝诗人祖咏有《七夕》诗曰：

　　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

　　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

　　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

　　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词的下阙，句奇意新，那看似漫不经心的描写，却隐藏了一个普通女子最为缜密的心思：

　　姑娘们小盒子里关着的蜘蛛，都已经开始在忙着结网了，唯独不见银河里的喜鹊忙着搭桥。此时的牛郎不肯耕田，织女也没有心思纺织了。他们远隔银河，相互守望。看来，今晚他俩要辜负几千年来人们心中向往的这么一段美丽动人的爱情传说了。每逢此际，人间是要经过一年的时间等待。而天上的牛郎织女，人家也不过，仅仅只是才过了一夜的相思罢了。

　　她清醒地意识到，无论自己怎么貌美才高，每天的强颜欢笑，逢场作戏，她就似一枝任人攀枝的柳。再说女人美丽的青春和男人所喜好的姿色，迟早都会有那么一天，如荷花般凄然凋零。

　　她也暗自说：只羡鸳鸯不羡仙。

　　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固然美好，可他们也有寂寞地守望在银河两端的时候。

　　强颜欢笑，逢场作戏，这分明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只不过，想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既真实又简单的爱情。

　　人间爱，天上恋，谁比谁更长久，谁又比谁更浪漫？

　　此诗中“数骑”和“敢”字都是经过锻炼的字眼。只用三个字就表现了安禄山叛军的强壮和官军的怯弱。“青是烽烟白人骨”这一句，本来应该说“青是烽烟，白是人骨”。缩成七言句只好省略一个“是”字。《同谷歌》有一句“前飞鴐鹅后鹙鶬”，本来是“前飞鴐鹅，后飞鹙鶬”。省略了一个“飞”字。又《李潮八分小篆歌》有一句“秦有李斯汉蔡邕”，省略了一个“有”字。这种句法，仅见于七言古诗，五言诗中绝对不可能有。七言律诗中也少见。“青是烽烟白人骨”止是一个描写句，“白人骨”还属于夸张手法。阵亡士兵的尸体暴露在荒野里，至少要几个月才剩一堆白骨。杜甫此句，只表现“尸横遍野”的情景。他有一首《释闷》诗，其中有一联道：“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也是写战后的原野，它和“青是烽烟白人骨”是同一意境的两种写法。

　　此诗第二联写安禄山部队的强悍，第三联是其后果，所以写官军死亡之惨。而在叙述同一事件的另一首诗《悲陈陶》里，第二联写官军士气怯弱，无战斗力；第三联是其后果，所以写“群胡”的飞扬跋扈。可见杜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同一事件的艺术手法。第四联是写被困在长安城内的人民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陈陶斜一败之后，长安城中的人民在痛哭之馀，还希望官军马上再来反攻。可是在青坂再败之后，人民知道敌我兵力相差甚远，只得放弃“日夜更望官军至”的念头。杜甫在长安城中，听到唐军战败的消息，心中非常焦急。而只好设想托人带信给官军，希望他们好好整顿兵力，待明年再来反攻。这两首诗的结尾句深刻地表现了人民对一再成败的官军的思想感情的合于逻辑的转变。

　　《杜诗镜铨》引用了邵子湘的评语云：“日夜更望官军至，人情如此；忍待明年莫仓卒，军机如此。此杜之所以为诗史也。”这个评语，反映出邵子湘认为两个结句有矛盾，因此他把《悲陈陶》的结句说是人民的感情如此；把《悲青坂》的结句说是军事形势有这样的需要。他以为这样讲可以解释矛盾。其实是似是而非。要知道，“军机如此”，也同样是长安城中人民听到青坂之败以后的认识和感情。杜甫写的正是人民思想感情的转变，根本不能以为两首诗的结句有矛盾。

　　王建在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年间曾在幽燕一带度过了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对边疆战士的生活极为熟悉，十分同情他们的痛苦，这首诗便揭露了唐王朝远征高丽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这两句写出征的战士背井离乡，长途征战。

　　“”“隔生”之感、“送死”之别深刻地揭示了唐代对外战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父母与儿子、妻子与丈夫、小孩与父亲的生离死别，正是源于统治者的这些对外侵略战争。

　　“亦有白骨归咸阳，营家（一作‘茔冢’）各与题本乡。”这两句体现了远征之人的思乡之情，即使死了也不忘家乡，希望落叶归根。句中的“白骨”与“茔冢”都是战争留下的凄凉的遗物，是残酷战争的见证。凄凉的遗物与思乡之情融汇在一起，让人伤感莫名，表达了诗人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的控诉与愤慨。

　　“”死的尚有“白骨”“归咸阳”，活着的只能隔着辽水空望家乡。他们只能期望有一天战死沙场后，自己的遗骸能够被幸运地送回长安。远征战士的悲哀，在这字里行间表现得很浓烈。

　　此诗笔力遒劲，意境苍凉，读来令人心摧骨折、肝肠欲绝。

　　继隋炀帝出兵辽东，征讨高句丽后，唐代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持续对高句丽出兵，战争前后长达几十年。王建的《辽东行》反映了战事的艰苦，流露出反战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