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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去山泽游，浪莽(mǎng)林野娱。
试携子侄辈，披榛(zhēn)步荒墟。
徘徊丘垄(lǒng)间，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wū)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没(mò)无复余。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离别山川湖泽已久，纵情山林荒野心舒。
姑且带着子侄晚辈，拨开树丛漫步荒墟。
游荡徘徊坟墓之间，依稀可辨前人旧居。
水井炉灶尚有遗迹，桑竹残存枯干朽株。
上前打听砍柴之人：“往日居民迁往何处？”
砍柴之人对我言道：“皆已故去并无存余。”
“二十年朝市变面貌”，此语当真一点不虚。
人生好似虚幻变化，最终难免泯灭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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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离开。游：游宦。这句是说离开山泽而去做官已经很久了。浪莽：放荡、放旷。这句是说今天有广阔无边的林野乐趣。
试：姑且。榛：丛生的草木。荒墟：废墟。
丘垄：坟墓。依依：思念的意思。
杇：涂抹。这两句是说这里有井灶的遗迹，残留的桑竹枯枝。
此人：此处之人，指曾在遗迹生活过的人。焉如：何处去。
没：死。一作“殁”。
一世：二十年为一世。朝市：城市官吏聚居的地方。这种地方为众人所注视，现在却改变了，所以说“异朝市”。。
幻化：虚幻变化，指人生变化无常。
公元406年（东晋安帝义熙二年），亦即是陶渊明由彭泽令任上弃官归隐后的第二年，诗人便写下了《归园田居》五首著名诗篇，当时诗人四十二岁。此诗是其中的第四首。
只做了八十多天彭泽县令的陶渊明，已实在无法忍受官场的污浊与世俗的束缚，他坚决地辞官归隐，躬耕田园，且从此终身不再出仕。脱离仕途的那种轻松之感，返回自然的那种欣悦之情，还有清静的田园、淳朴的交往、躬耕的体验，使得这组诗成为杰出的田园诗章，也集中体现了陶渊明追求自由、安于清贫、隐逸山野、洁身自好、远离官场、超脱世俗的美好情操。
作者之所以毅然弃官归田，并在这组诗的第三首《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中表达了只求不违所愿而不惜劳苦耕作、夕露沾衣的决心，为的是复返自然，以求得人性的回归。这第四首诗的前四句写归田园后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首句“久去山泽游”，是对这组诗首篇《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所写“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的回顾。次句“浪莽林野娱”，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作者在脱离“尘网”、重回“故渊”，飞出“樊笼”、复返“旧林”后，投身自然、得遂本性的喜悦。这句中的“浪莽”二字，义同放浪，写作者此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身心状态；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释此二字为“形容林野的广大”，似误。句中的一个“娱”字，则表达了“性本爱丘山”的作者对自然的契合和爱赏。从第三句诗，则可见作者归田园后不仅有林野之娱，而且有“携子侄辈”同游的家人之乐。从第四句“披榛步荒墟”的描写，更可见其游兴之浓，而句末的“荒墟”二字承上启下，引出了后面的所见、所问、所感。
陶诗大多即景就事，平铺直叙，在平淡中见深意、奇趣。这首诗也是一首平铺直叙之作。诗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紧承首段的末句，写“步荒墟”所见，是全诗的第二段。这四句诗与首篇《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中所写“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那样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适成对照。这是生与死、今与昔的对照。既淡泊而又多情、既了悟人生而又热爱人生的作者，面对这世间的生与死、时间的今与昔问题，自有深刻的感受和无穷的悲慨。其在“丘垄间”如此流连徘徊、见“昔人居”如此依依眷念、对遗存的“井灶”和残杇的“桑竹”也如此深情地观察和描述的心情，是可以想象、耐人寻绎的。
诗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诗的第三段。前两句写作者问；后两句写薪者答。问话“此人皆焉如”与答话“死没无复余”，用语都极其简朴。而简朴的问话中蕴含作者对当前荒寂之景的无限怅惘、对原居此地之人的无限关切；简朴的答话则如实地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在它的背后是一个引发古往今来无数哲人为之迷惘、思考并从各个角度寻求答案的人生问题。
诗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是最后一段，写作者听薪者回答后的所感。这四句诗参破、说尽了盛则有衰、生则有死这样一个无可逃避的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诗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极大，所蕴藏的哲理意义极深；这正是所谓厚积而薄发，也是陶诗的难以企及之处。正如朱光潜在《诗论》第十三章《陶渊明·他的情感生活》中所说，一些哲理，“儒、佛两家费许多言语来阐明它，而渊明灵心进发，一语道破。读者在这里所领悟的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情趣、一种胸襟、一种具体的人格”。读陶诗，正应从中看到他内心的境界、智慧的灵光，及其对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赏析文章认为作者此行是访故友，是听到故友“死没无复余”而感到悲哀。但从整首诗看，诗中并无追叙友情、忆念旧游的语句，似不必如此推测。而且，那样解释还缩小了这首诗的内涵。王国维曾说，诗人之观物是“通古今而观之”，不“域于一人一事”（《人间词话删稿》），其“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是“人类全体之性质”（《红楼梦评论·馀论》）。这首诗所写及其意义正如王国维所说。作者从“昔人居”、耕者言所兴发的悲慨、所领悟的哲理，固已超越了一人一事，不是个人的、偶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间悲剧。，而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间悲剧。
菱(líng)溪之石有六，其四为人取去，而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yǎn)然僵卧于溪侧，以其难徒，故得独存。每岁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
菱溪，按图与经皆不载。唐会昌中，刺史李渍为《荇(xìng)溪记》，云水出永阳岭，西经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无所谓荇溪者。询于滁(chú)州人，曰此溪是也。杨行密有淮南，淮人讳其嫌名，以荇为菱；理或然也。
溪旁若有遗址，云故将刘金之宅，石即刘氏之物也。金，伪吴时贵将，与行密俱起合淝，号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hàn)卒，而乃能知爱赏奇异，为儿女子之好，岂非遭逢乱世，功成志得，骄于富贵之佚欲而然邪？想其葭(jiā)池台榭(xiè)、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今刘氏之后散为编民，尚有居溪旁者。
予感夫人物之废兴，惜其可爱而弃也，乃以三牛曳(yè)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负城而近，以为滁人岁时嬉游之好。
夫物之奇者，弃没于幽远则可惜，置之耳目则爱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而好奇之士闻此石者，可以一赏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菱溪的巨石共有六块：其中四块已经被人取走了；另一块虽然体积不大形状却很奇特，也被当地百姓收藏在家中；那块最大的，还静静地仰卧在溪水之旁，因为它太难搬动，故而得以存留在这里。每到天气转寒秋霜降落溪水干涸后，大石便显露出来，溪旁的人见此石形状怪异，往往把它当成神灵来祭祀。
菱溪这条小溪，当地方志的图画和正文都没有记载。唐朝会昌年间，滁州刺史李渍写过一篇《荇溪记》，说此水是从永阳岭流出来的，向西经过皇道山之下。到实地探求考察，如今并没有叫做荇溪的溪流。再向滁州人打听，人们都说：这条小溪就是荇溪。杨行密占据淮南的时候，淮南人因为要避讳他的名字，才改“荇”字为“菱”字。这种说法于理是讲得通的。
菱溪旁边好像还有一片遗址，当地人说那是五代时期大将刘金的宅基，巨石就是刘金家的旧物。刘金是伪吴政权时颇受宠信的将军，和杨行密一道从合肥起兵，当时号称三十六英雄，刘金就是其中之一。刘金原本是个武夫健卒，居然能够懂得珍爱欣赏世间奇异之物，有斯文雅致的爱好，是不是因为遭逢乱世功成志满、因过于富贵而骄奢安逸才使他产生了这样的雅兴呢？追想他当年的池塘、台榭、奇木、异草，和这块巨石是很相称的，也算得上是一时的盛事了。如今刘氏的后代散居在滁州成为一般的农户，还有居住在菱溪旁的。
我感慨人事的兴废无常，又因此石状貌可爱却遭到遗弃深感可惜，于是找来三头牛将它拉到幽谷泉旁，又寻找那块比较小的，在白塔镇民朱氏家找到了，于是将它们分别立在丰乐亭的南面和北面。丰乐亭挨着城墙离城里很近，可以作为滁州百姓逢年过节游玩观赏的景物。
世间事物当中那些出奇的，丢弃在幽暗荒远之处，是很可惜的，放置在人的耳目所及之处，喜爱它们的人又难免取回自己家里。啊！刘金这个人虽然没什么值得称道的，然而毕竟也算个雄杰勇武的人，他平生的志向难道不宏伟吗？等到他身死之后，不过是一片荒芜零落，他的子孙也都沉沦民间默默无闻，还能指望永久拥有这些石头吗？这个故事可以作为对富贵之人的告诫。而喜好珍奇玩物的人听到有这样的奇石，前来欣赏就已十分满足了，何必非要取回自己家里去呢？
参考资料：
1、李之亮注译．唐宋名家文集欧阳修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01：第128-130页
菱溪：溪名，在滁州东，源出永阳岭，南入清流河。偃然：倒卧状。
刺史李渍为《荇溪记》：《全唐文》卷七六一载：“李潢，武宗朝官洛阳令，迁滁州刺史。”他曾写过一篇《荇溪新亭记》，今收录在《全唐文》中。永阳岭：在滁州北三里。皇道山：在滁州东北十七里。杨行密有淮南：唐末大乱时，合肥人杨行密曾被唐王朝封为弘农郡王。后来唐朝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杨行密便占据淮南一带，自称吴王。
刘金：《新唐书·杨行密传》载，乾宁二年（895年），杨行密袭击濠州（今安徽钟离），俘虏了濠州刺史张燧，命部将刘金守卫。《十国春秋刘金传》载，刘金担任濠州围练使，威名大震，为濠州人所称颂。伪吴时贵将：谓刘金是杨行密政权非常知名的大将。金本武夫悍卒：刘金原本只是个武夫。为儿女子之好：谓刘金竟然有如此的雅兴。编民：编入官府民籍的固定居户。
予感夫人物之废兴：我对于历史上人和事的兴起衰败颇有感慨。惜其可爱而弃也：可惜它非常可爱却遭到废弃。幽谷：幽谷泉，也在滁州。于亭：指修建丰乐亭。
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