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曹秋岳先生游韬光庵和高忠宪公韵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上片，咏秋夜南归飞雁，暗示苏轼自己得其所归的愉悦心情。开头两句写秋景，隐喻自己远征而清高回归。“露寒”、“烟冷”、“蒹葭老”、“征鸿”，为典型的深秋景物，极为苍劲。远在“天外”的“征鸿”唱着“寥唳”的歌回归了，心情自然舒畅。接着五句，写深秋夜雁的美好归宿。“银河”光照的“秋晚”，“灯悄”寂寥的“长门”上空，一声雁鸣刚刚传来，“应念”乐土“潇湘”。“岸遥”，写雁归宿地宽阔。“人静”，写雁归宿地无干扰。“水多菰米”，写雁归宿地食品充足。言外之意，是指苏轼艰苦穷困的日子总算结束了，现在和“雁”一样，有将返回朝廷的机遇。最后四句，写雁归路上遇到小小风波，隐喻苏轼改移汝州仍有余悸。然而，一望仪真那无边无际的原野，被迷住了，“徘徊欲下”。但又出现“风”浪，只好照旧地“惊”而起飞，到那“潇湘”的“回雁峰”去。

　　下片，写鸿雁传书，寄寓妇女思念征人之情，反衬苏轼忠君的一番苦心。第一、二句写“衡阳万里”的“回雁峰”是乐山，应“须信”不疑。苏轼应诏回朝效命多年的心愿一直未改移。第二至五句，直写要托鸿雁帮忙，为苏轼“锦书遥寄”到金陵。不管“万里云外”多么遥远，但苏轼相信鸿雁经过“斜行横阵，才疏又缀”的跋涉，终将会把信送到的，词意富有人情味。第六、七、八句，用赞美石头城的词句，来交代家居的优美环境：在仙人承接甘露、“影摇寒水”的“石头城下”，有苏轼寄居的寒舍和妻妾。最后三句，近乎恳求，鸿雁哪，你见到了没有？苏轼那“佳人拂杵”，正在“念征衣未捣”，还“有盈盈泪”而为之伤心，此等思念，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全词，借景抒情。名为咏物，实是抒发苏轼心境、志趣、感叹，可以说是伦理道德的衍化物。以鸿雁自况，咏物喻志，是苏轼黄州词创作的一大特色。